皇冠官网开户:西南联大《da》是如何“一联到底{di}”的?

“千秋耻,终当雪。中兴业,须人杰。”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,也与清华校长、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的治校育才理念呼应共振。“救国的方法极多,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”,“做教师做学生的,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,就是致力学术,造成有用人材,将来为国家服务。”(梅贻琦《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说》)

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内的西南联大校歌壁雕

保持联大教育品质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,清华就对战局预判清醒,而且付诸行动,梅贻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。1936年2月,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,与湖南省主席何健商洽筹设分校,双方签订合作协议,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。1936年冬,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、仪器到汉口,每批10列车,每车约40箱。这些图书、仪器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〖da〗学、西南联合大学珍贵的教学设备,开展了有限的学术研究。

梅贻琦

抗战全面爆发后,蒋介石召集蒋梦麟、张伯苓、胡适、梅贻琦等知识界领袖在庐山商议国是,会后梅贻琦已不能返‘fan’回清华园。1937年8月中旬,国民政府命令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。8月22日,他致电留守清华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,抢运图书仪器,“附“fu”上……书籍、仪器详单一份……设法「fa」与其他箱件运出为盼”;“我校东西应如何运来,惟诸君就地决定,即运费稍多,如能手续单简、稳妥,亦殊值得”。

北平沦陷,自1937年10月3日起,清华园也被日寇窃据为野战医院,伤兵有时多至二、三千人。图书设备或抛弃、或洗劫、或变卖、或焚毁;图书馆被改为治疗室、手术室、食堂等,新体育馆、生物馆被改为马厩,“新南院住宅区,竟成妓馆”。(梅贻琦《抗战期中之清华(三续)》)

全面抗战初期,日寇气势嚣张,1937年底南京沦陷,武汉危急,长沙难以坚守,长沙临大不得不继续西迁。1938年至1946年,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张伯苓、蒋梦麟、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。

张伯苓参与长沙临大初期组建工作,蒋梦麟参与长沙临大、西南联大初期组建工作。但两人在陪都另有职务,常驻重庆,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,蒋梦麟兼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。基于对谦和、诚笃、公正的梅贻琦信任,公推他为联大常委会主席。

梅贻琦一人主持西南联大校务,殚精竭虑,呕心沥血,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奇迹。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,学界认为西南联大才是“中国最好的大学”不乏其人。

北大教授毛子水说,8年多的西南联大,始终都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。“这非特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佳话,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”;“比培植出杨振宁、李政道、王浩等那件事情要有价值得多;因为这是人类精神修养的一种最高贵的表现”。认为梅贻琦先生“实在是外闲适而内极负责的人”,“不辞辛苦,要为(按:联大成功)最大的原因”。(毛子水《追念梅月涵先生》)

1938年5月1日,西南联大正式开学,5月4日正式上课,缺乏经费、缺乏资料、缺乏教室、缺乏仪器、缺乏食品、缺乏安全、缺乏……学生郑敏回忆,“学习环境亦十分艰苦,教舍很破,一面墙,围着一块荒地,后面都是坟;铁板盖着的房子,有门有窗,但窗子上没玻璃,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”;“走进食堂,大家站着吃饭,挑着米饭里〖li〗的沙子、小石头和稗子。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漂着几根菜,肉是不常见的”。(祁雪晶整理《回望我的西南联大》)

但这些艰难都不足以成为西南联大降低教育品质的理由。联大学生必须修满132个学分,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;所有学生必修中国通史、西洋通史、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;大考小考不断,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,工学院、理学院月考两次;联大办学8年,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,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仅有3882人,毕业率不足一半。(张晨《西南联大:抗战烽火中的不辍弦歌》)

梅贻琦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,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,又辗转香港运到昆明,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。(张曼菱《烽火读书声──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》)

教授们物质寒酸,却‘que’精神抖擞,学术自由氛围浓厚。闻一多开设的《楚辞》是联大的“精品课程”,引人入胜、门庭若市。整整一个学期、40多节大课,他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《天问》。游国恩、罗庸教授和青年教师唐兰、彭忠铎也都各自讲授《楚辞》,让学生自由选择、自由思考、自由探讨。

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、课程内容、考核方式、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、统一规定。联大的教授会明确表示拒绝服从,意见书上声明:“夫大学为最高学府,包罗万象,要当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,岂可以刻板文章,勒令从同。”

日寇当然不会放过中国这个精英荟萃的学术重镇和文化中心。1941年8月14日,大批日机轰炸,“专为摧毁我联大而来”,联大损失惨重,“落弹至数十枚之多,其间凡常委办公室及事务组、出纳组、图书馆书库一部分,理〔学〕院试验室数间均被炸平,学生宿舍亦有四分之一被毁”,(梅贻琦《抗战期中之清华(三续)》)所幸联大师生无一死伤。

8月27日,联大召开常委会,梅贻琦克服困难,坚持按期开学。“新校舍被炸后似无修复之计议,乃有提议延期『qi』开学者,心中大不谓然。决赶快筹备,设法如期开学”。经一个多月赶工修理,如梅贻琦所愿,10月6日按期举行新学年的始业礼。(《梅贻琦日记》,1941年8月27日、10月6日)

1943年1月5日,梅贻琦母亲去世,他延至3月4日从八弟获知确‘que’切信息,悲痛不已。自责“兄弟四人皆远在川、滇,未能亲侍左右,易箦之时,逝者亦或难瞑目耳,哀哉” !也清醒战时“难言礼制,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,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,而以告慰耳”。当天下午一点开联大常委会,他坚持下楼主持,“不敢以吾之戚戚,影响众人问题也”。(《梅贻琦日记》,1943年3月4日)

动员青年学子从军报国

抗战前,国民政府要求各机构学校每星期一上午有一小时聚(ju)会,称为“总理纪念周”;抗战后,改为国民月会,每个月开一次会。据西南联大1939级物理系学生何兆武(后转入历史系)回忆,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时,两次在国民月会上动员学生参军。(何兆武《纪念梅贻琦校长》)

1944年8月27日,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“一寸河山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号召。10月14日,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”在重庆召开,决定征集10万人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,报名时间为11月11日至30日。西南联大10月30日召开校务会议,通过梅贻琦草拟的从军运动建议书;11月15日召开常务委员会,成立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,梅贻琦任主任委员。

11月29日下午,联大举行知识青年从军全校总动员,梅贻琦和教授代表钱端升、冯友兰、周炳琳、燕树棠、闻一多 duo[等先后发言,学生反响冷淡,报名廖廖。联大不得不将报名截止日期延至12月2日正午。闻一多之子闻黎明曾撰文分析有三个原因:一、“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是否是当前最急需要工作的问题上,人们的认识不一致”;二、“担心青年远征军被利用为加深国内政争的工具”;三、“待遇问题也是一个难于启齿却欲罢不能的心结”。(闻黎明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》)

联大为此制定《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学生入伍期满返校后其学业优待办法》,从军各生一律免修24学分。12月初,日寇占领西南大后方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,昆明及整个西南都岌岌可危,迅速唤醒青年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,掀起从军热潮。12月3日,联大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者共187人。12月5日,联大教授会议通过意见书送国民党中央,呼吁“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,不参加党派活动”。

梅贻琦的儿女作了青年志愿从军的示范。独子梅祖彦1942年入联大机械工程学系,此前已担任美军译员;四个女儿中,除了长女出嫁,四女尚幼外,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次女、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名。1945年2月23日,昆明《扫荡报》以《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,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》为题披露了此消息。

此次从军运动,联大的征额为100人,开场有些冷淡,但氛围迅速高涨,实际从军人数为266人,大大超过配额。总体而言,抗战期间联大学生从军踊跃。1942-1945年,“应征及志愿充任译员者,共四百余人,最近加入青年远征军及空军者亦二百余人,成绩都甚良好”。(梅贻琦《抗战期中之清华(五续)》)

在西南联大原校址(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)耸立着一座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,冯友兰撰文、闻一多篆额、罗庸书丹,被誉为“三绝碑”。碑阴为校志委员会纂列的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”,有832人。

实际上,参加抗战的联大学生远不止这些。长沙临时大学时期,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就有295人,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。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,约占全校总人数的14%,即每100位联大学生中,就有14人曾投笔从戎,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。(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《不能忘却的历史——南开大学被炸77周年祭》)

烽火之中仍有爱,硝烟弥漫有浪漫。化学系有位老师为补贴家用所种的花,含苞欲放之际一夜间全部失窃,纷纷安插在女生们的玻璃瓶和土罐里。原来是一伙男生一面“跑警报”一面谈恋爱,早已瞄准这批“爱情的信物”。

西南联大有个公示栏,师生们如有想法,可在此张贴,当天有校工来收走,次日梅贻琦答复。联大化工系1943级学生赵宝熙说起一桩趣事:“梅贻琦的女儿,梅祖彤,梅三儿。有一个学生追她。”这位男生想送花给她,就写了一个呈文,贴在公示栏中,请梅校长批准送花。梅校长果然答复,而且引来围观。“结果弄得大家老去看,一看,他上面就写:某某人所请不准”。(张曼菱《烽火读书声——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》)

清华与北大微妙的“瑜亮情结”

联大之难,不仅在于国难,还在于“联”难。三所名校需联合,师生需联合,左右政治立场需联合,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也需联合。

清华的经费、师资、设备等,在联大中远胜北大和南开。例如,1938年联大教授、副教授共161人,其中清华计83人,占51.6%;联大工学院实际就是清华工学院;联大理学院,清华教师占一半以上;联大教务通则、教授会组织法等规章制度,多以清华为蓝本。

私立的南开是“小弟”,没想法,以最高学府自居自许的北大寄人篱下,耿耿于怀,相当敏感。北大、清华都有倾向分家,只是被教育部长陈立夫明确否决,而且抬出蒋介石主张联合。

据梅贻琦日记载述,1941年3月26日,西南联大召开校务会议,对是否设分校意见不统一,表决票数均为7票。会前,北大校长蒋梦麟谈及研究问题,称“宜由三校分头推进”;梅贻琦不仅赞同,而且主动表态分校后,教育部多资助北大、南开,清华经费自筹,“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;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、南开以研究补助,清华可自行筹措,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”。4月3日晚7点,梅贻琦约请马约翰、吴有训、陈岱孙、李辑祥、叶企孙等清华资深教授便饭,商谈“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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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1年9月7日,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,赔偿本息9.8亿两白银,39年还清。1908年,美国第一笔退款约1160万美元,组建清华学堂;1924年,美国第二笔退款约1250万美元,组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。抗战时期,北大、南开缺钱,全国高校缺钱,大家都盯着清华庚子赔款基金这块“大肥肉”。1941年3月24日,清华“开校务会议,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”,可见北大财政困难。

蒋梦麟还赴渝向教育部提议,由清华拨款80万补助西南联大,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。4月12日晚,自渝返昆的联大教务长、清华教务长潘光旦送来蒋梦麟向教育部商量经费问题所提“办法”文稿,梅贻琦“阅之极为不安”。次日晚写长信致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(原清华工学院院长),“论蒋所提‘办法’中困难之点,信中不免牢骚语,实亦心中甚感郁闷,不觉溢于言表耳”。

五天之后,梅贻琦召集清华校务会议,针对蒋梦麟向教育部的提议,决定两个对策预案:“1.倘北大同人果愿另起炉灶,则可三校预算分开,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;2.倘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之八十万,则联大所多出之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,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。”

4月23日,顾毓琇代表教育(yu)部致函梅贻琦,提出折中方案:“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研究院,然后由联大分给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各研究部分。”实质是清华第二个对策预案的思路,明显更有利于清华,不仅所支付款额比‘bi’北大申〖shen〗请的减少37.5%,而且由三校分配使用,按照清华在联大的实力分得比例无疑更高。次日,梅向清华校务会议成员通报顾函内容,消息又扩散到清华教授中,先后有十余人来函申请开会讨论。

5月8日,梅贻琦又召开清华教授会,到者四十二、三人,研究清华补助联大研究费问题,萧蘧、张奚若、陈岱孙等十余位教授发言。会议没有形成决议,“多数似愿接受余之建设,惟对于蒋公(按:指蒋梦麟)之做法多感愤慨耳”。

梅贻琦体察北大敏感微妙心理,且有换位思考,看淡权位。5月13日,他至联大办公处,与联大总务长、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商谈二事:一、清华拟补五十万;二、主动提出蒋梦麟继任联大常委会主席至少一年。“盖吾二人(按:指蒋和梅)原无所谓,但校中人众(按:主要指北大教授),如此似较好耳”。郑天挺答复了第一件事:“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”,“大家之意拟不接受,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”。

两天后,蒋梦麟向梅贻琦通报北大14日校务会议结果,如郑天挺事先吹风的立场,北大“只要教部成立分校,预算并不望由清华得补助”。潜台词其实就是一句:北‘bei’大不要清华的补助款,更想和清华分家过日子。

5月16日上午,梅贻琦约冯友兰、施嘉炀、吴有训、叶企孙等清华校务会成员,通报北大校务会的决议,对于北大“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,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。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,则须视将来演{yan}变如何酌为办理耳”。

当天下午他飞赴重庆。5月19日傍晚6点多,以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身份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,报告联大研究费、分校等问题。北大的意见均被陈立夫否决,陈认为北大有独立预算的“办法未妥,联【lian】大已维持三年有余,结果甚好,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,圆满结束,然后各校回北边去。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,未必肯令分开‘kai’(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,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),而物质上(指预算)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,久之必将分裂,反为可惜,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”。

北大想成立联大分校,陈立夫支持梅贻琦“拟将分校结束,学生全在昆明上课”的意见,表态生活条件“还是昆明好些”。陈立夫还同意对西南联大倾斜经费,缓解北大经济压力,追加了三成预算。(《梅贻琦日记》,1941年5月30日)

5月27日,梅贻琦与当天来访的张静愚谈话,表明“清华基金无论如何不应动用(近周有以一部分解众人馋涎〔论〕者实不妥当,且亦无效,徒启以后更多之觊觎耳”,“以后应提出使大家注意”。显然,这是梅贻琦回应前期一系列事件:蒋梦麟提出清华补助80万元给联大、教育部折衷补助50万元且三校使用、北大立场反复不要钱而想独立预算、陈立夫断然否决北大决议。他暗下决心,今后不能动用清华庚子赔款基金补助联大,而是另想办法。

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

“梅校长的大”成就联大“一联到底”

这个办法就是创办清华服务社。1943年3月17日下午5时,梅贻琦主持召开清华评议会,会后吃饭时提议“联合解决生计问题,同人颇表同意”。饭后他又与范围更小的校务会成员详谈,“决先研究各部分可能生产事业,再定办法”,开始筹组清华服务社搞创收。清华工学院院长、联大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在《怀念梅贻琦先生》文中确认,“梅先生并建议该组织命名为‘清华服务社’”。

清华服务社主要利用清华工学院暂时不用的设备和清华校友的资源,设机械工厂、机制木材厂、农场、碾米场等,产品有牙水、发油、味精、酱油等,生意兴隆。“单单为供给美国陆空军供应处建筑材料一项,营业数目达数千万元之巨,各锯木厂彻夜工作,尚有供不应求情形”。1943年,“自六月至十二月终,盈余约二百万元”。(梅贻琦《抗战期中之清华(四续)》)

民以食为天,联大教授也需养家糊口,1942年起昆明通货膨胀猛如虎,日子过得很艰辛。“战前实支月薪350元的一位教授,抗战开始以还,收入最少的月份可以少到9.6元”。(潘光旦《为征集清华服务社股本告全体校友书》)梅贻琦在联大常委会建议,“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致断粮,按月每户需一石六斗米的实物。于是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”。(郑天挺《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》)又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,这项工作维持到抗战胜利。

梅贻琦又用清华服务社的盈余,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,自助、助人。郑天挺回忆,“这事本与外校无关。梅校长顾念北大、南开同人同在贫困,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,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”。(郑天挺《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》)

可贵之处在于,梅贻琦始终明确大学及其教授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,更重要的任务是追求真理、研究「jiu」学术、培养人材。所以他回顾清华服务社经营两载,“营业情形,向称发达,年来于同人收益,逐级分配,不无小补”,“然此究属权宜之计,他日战事终“zhong”了,当即随同结束”。(梅贻琦《抗战期中之清华(五续)》)

北大分不了家,还得和清华、南开一起过日子。梅贻琦实际主持联大校务,不偏不倚,公正大度,三校师生越来越服气和拥戴。例如1942年,教育部拨款24万元用于西南联大研究院补助费,“清华方面亦拟筹拨二十五万元作三校研究补助之用”,(梅贻琦《抗战期中之清华(三续)》)相当于和教育部拨款1:1配套,而且是三校共用。

清华生物系1934级学生、何炳棣挚友林从敏认为,梅贻琦长临大、联大校政,处事公允,揖让之风,得三校教师信任,受全体学生爱戴,自由学风、民主传统,滋生联大校园。他曾征求北大、南开有影响力的教授们意见:“联大校政究竟是哪个校委主持?”答:“是梅校长。”再问:“其他两校校长与教授们放心吗?”再答:“绝对信任!”(林从敏《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》)

为解决清华一校独大的难题,梅贻琦没有将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。而是将设于清华园本部的农业研究所、南昌的航空研究所、汉口和长沙的无线电研究所南迁至昆明,又利用庚子赔款基金拨给清华的经《jing》费,于1938年秋新设国情普量、金属学两个研究所,安置清华人员。“从而使三校在联大体现了较好的平衡,促进了学校内部的团结,为嗣后八年的顺利合作,奠定了初步基础”。(吴泽霖《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》)

如此设置又满足了国防迫切需要,集中科研经费与人才,一举两得。例如,航空研究所建立的风洞,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飞机结构的较大型风洞;无线电研究所设置的真空管制造设备当时国内少有,主要研究方向为超短波、微波。

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碑文记载,“三校有不同之历史,各异之学风,八年之久,合作无间,同无妨异,异不害同”、“八音合奏,终和且平”、“为一体,如胶结。同艰难,共欢悦”。西南联大能够一联到底,“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大。这时他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只有联大,没有清华了”。(傅任敢《值得我们学习的梅校长》)

三校和谐虽然不能说完美,大体无碍,好合好散,尤其一致敬重梅{mei}贻琦,包括蒋梦麟也认同他。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《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》文中记载,蒋梦麟曾对梅贻琦说“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”;常说一句大实话“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”,从而奠定三校在联大八年合【he】作的基础。郑天挺还讲述了一个“通家之好”的故事,流传至今,成为美谈。

1941年4月,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,常驻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,清华和南开是“通家之好”,得从丰的庆祝。黄钰生在清华校庆会上解释了“通家”缘由: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学堂第〖di〗一班的高材生。

其实,清华学堂1911年成立之初,张伯苓曾任半年教务长;1923年至1926年,张伯苓胞弟张彭春又任清华学校、清华大学教务长,此后回南开任教务长;黄钰生本人也是先念南开、再念清华。

接着,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、北大的“通家之好”:北大文学院院长(按:胡适)是清华人,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,出身北大。之后会议氛围热烈,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、相互支援的情形。其乐融融,如同一家。

梅贻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师生之谊终生不渝。1908年,他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,名字被刻在南开校门前纪念碑的第一名上;1919年,他与韩咏华举行新式婚礼,由牧师证婚,张伯苓就亲往北京贺喜;他从事教育也是受张「zhang」校长鼓励,停止打“退堂鼓”。

1915年春,梅贻琦因家庭经济困难,不能继续留美深造,回国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服务半年。是年秋,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聘他为教员,讲授数学、英文,后升讲师,专教物理。

梅贻琦寡言,上讲坛教书是件“苦差”。“半年后放暑假时,月涵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,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,愿意换个工作。张先生说:‘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,怎么知道没兴趣?青年人要能忍耐,回{hui}去教书!’月涵照老师教导,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。”这是梅贻琦晚年在美闲居时,告诉夫人的一段趣闻。(韩咏华《同甘共苦四十年──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》)

正是张伯苓恩师“当头棒喝”,梅贻琦打消了离开清华、放弃教职的念头。1925年,清华增设大学部,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;次年4月,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;1931年,经赵元任提议,他又任清华校长。他听从张伯苓良言,这一“忍耐”,就干了一辈子教育,而且成为教育大家,成为清华迄今为止最杰出、最受敬仰的校长。

约1932年,清华请张伯苓演讲,结束后梅向张致谢,看见张穿上中途脱下的马褂,梅亲自上前帮扣纽扣。事后某年轻人笑问:“您何必当众表演?”梅愕然回答:“我自幼年就崇拜他,感激他,任何时恨不得侍候他以表敬爱”;“对他尊敬的诚意,纯出习惯,没顾及在什么场合,绝不是故意表演”。(赵赓飏《梅贻琦传稿》)

对照鲜明的是,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大办不下去,分家了之。“带头大哥”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强势,北平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不服,内部矛盾重重,离内战战场又近。

1938年3月,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,国民政府教育部6月就指令西北联大一拆为五:国立西北大学、国立西北工学院、国立西北农学院、国立西北医学院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。蒋梦麟形象地比喻组建西北联大的几个高校:“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,互相牵扯,谁也走不动。”

“八一三”事变后,上海私立的复旦大学、大夏大学(按:由厦门大学分出,华东师范大学前身)被迫内迁,经教育部同意,合并成为联合大学。分设两处:其一为庐山,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,以复旦师生为主;其二为贵阳,称第二联合大学,以大夏师生为主。不久,日寇侵犯江西,复旦再迁重庆北碚,大夏迁到贵阳,联校也解体。

1942年1月,教育部决定将所有尚未撤出上海沦陷区的高校全部合并,撤退至浙江境内组建“国立东南联合大学”。东南联大主要由暨南大学、上海美专、上海法学院、大同大学组成,先撤退至浙江金华,最终抵达福建建阳。东南联大仅维持一年半。1943年6月,文理商三学院和先修班并入国立暨南大学,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并入国立英士大学。

所幸西南联大善始善终,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不朽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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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发布于 2022-02-12 00:00:47  回复
  • 现在中国男篮的战绩是三连胜,排名小组第一,提前锁定晋级资格,今晚18点30分再战中国台北队,之前是115-66赢49分,杜锋这一次胜券在握,很可能会泛起更大的分差,效果是没有任何悬念的,就看比分若干,周琦这次被放置轮休,他在恢复阶段还需要多时间去休息。来顶
  •  总免不了心伤
     发布于 2022-11-19 00:17:02  回复
  •   【4月期货谋划机构资管设计规模达2465.36亿 50.92%投向标债资产】克日,中期协官网宣布了2021年4月期货谋划机构资管设计基本情形和投向数据。数据显示,2021年4月,期货谋划机构资管设计共有1468只,规模达2465.36亿元。从资管设计投向情形来看,投向占比最高的三类划分为尺度化债权类资产、公然召募证券投资基金、私募资产治理产物,划分占比50.92%、14.30%和12.12%。我跟作者差别太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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